1937年8月，陕北洛川冯家村，一棵大柳树旁的两孔窑洞里，争论了整整四天。 争什么呢？全面抗战刚刚打响，陕北的红军就要改编成八路军，开赴华北前线。消息传来，从将领到战士，没有一个人不憋着一股劲。 十年土地革命，红军靠运动战打出了多少胜仗。如今日本人打进来了，大家想的很简单：把三万多主力集中起来，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，寻机打几个大规模的运动战，让全国老百姓看看，共产党抗日的决心和实力。 这个想法，在会场上占了不小的比例。 但毛主席提出的方略，和多数人想的正好拧着。他的主张后来被概括成一句话：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。 不是不打，而是不跟日军硬碰硬地打。主力不集中去正面拼消耗，而是分兵深入敌后山区，发动群众，建立根据地，打得赢就打，打不赢就走。 窑洞里的气氛，一下子就紧了。 聂荣臻后来回忆，林彪在会上说过大意这样的话：内战时期我们可以整师整师地歼灭国民党军队，日本人有什么了不起？他主张以运动战为主，搞大兵团作战。 彭德怀也表达了类似的忧虑：如果不打出几场像样的大仗，社会舆论会怎么看共产党的部队？他还建议，在“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”后面加上一句——“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”。 朱德、周恩来、任弼时等人，也都或多或少强调运动战的分量，提出了“运动游击战”或“游击运动战”的说法。 这些将领，哪一个不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？他们不是怕打仗，是太想打仗了。可毛主席偏偏在这个时候，提出了一个看起来“往后缩”的方案。 他凭什么？ 凭的是对敌我双方最冷静的掂量。八路军满打满算三万人出头，枪支弹药没有稳定来源，后勤补给更谈不上。 这个“家底”薄到什么程度，后来有据可查：129师1937年9月底的统计，全师九千多人，步枪几千支，重机枪二十几挺，迫击炮几门，子弹总共一万发上下。一个师，子弹少得可怜，一支枪摊不上几发。 而日军一个师团，坦克、装甲车、火炮一应俱全。用这样的装备去跟日军打大规模正面决战，一旦陷入消耗，这支历经长征保存下来的武装，很可能在几场硬仗之后就打光了。 毛主席在会上讲了一个后来被反复提起的道理：根据地就像围棋棋盘上的“眼”。 只盯着正面战场硬拼，把全部兵力投进去，一旦部队打光，敌后就是一片空白，日军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往前推。反过来，把一个个根据地建起来，哪怕开始只是山沟里的几块地方，游击队从侧面袭扰补给线，牵制日军兵力，正面战场才能真正得到支援。 还有一层，他没有回避：独立自主。 国共合作了，但指挥权必须握在自己手里。国民党方面的算盘，是把红军送上前线、分路出动、逐步纳入自己的指挥体系。当时国民党划定正面战线让八路军防守，却不给武器弹药补充，明眼人都看得出这是借刀杀人之计。 毛主席在会议上反复强调，八路军的作战行动不能被随意调遣，部队往哪里走、仗怎么打，共产党必须自己说了算。 徐向前后来回忆，毛主席讲得很透：没有独立自主，就会失去党对红军的领导权；不是着重于山地，红军就没有可靠的依托；离开游击战为主，几万人和几十万日军硬拼，等于送上门去被敌人消灭。在毛主席看来，这种结局，蒋介石求之不得。 这些道理，不是所有人当场就能完全接受的。四天的争论，谁也没有藏着掖着，分歧就摆在桌面上。 聂荣臻回忆，毛主席“担心部队挺进前线后，一些同志蛮干”。 会议最终通过的方针，其实是一个经过反复交换意见后的共识：基本的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，也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。 会议通过了《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》，确定了这一战略方针，同时出台《抗日救国十大纲领》。它还同时定下了另一件事：出兵不是一股脑全开出去，要分批，要留一部分保卫陕甘宁。 后来的事情，就像是在给洛川窑洞里的那场争论做注脚。 平型关那一仗，林彪和聂荣臻看准了乔沟的地形，打了一场干脆利落的伏击战。但打完这一仗，部队没有顺着“再打几个大仗”的思路往下走，而是按照洛川定下的方向，分兵钻进山西、河北的山区。 聂荣臻带着一一五师一部留守五台山，后来转到河北阜平，晋察冀根据地就在那里扎下了根。那是共产党在敌后创建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。紧接着，晋绥、晋冀豫根据地陆续铺开。 日军占领了华北各大城市和交通线，可广大乡村区域，慢慢被抗日武装控制。 再看正面战场。国民党几十万军队在华北接连溃退，大片国土沦陷。 假如当初真的把三万多八路军集中起来，在平原和山地与日军主力硬碰硬，会是什么结果？未必需要猜测。一支没有稳定补给、没有后方依托的军队，在敌军绝对火力优势下打消耗战，减员是可以预见的。 反过来看，正是敌后那些“不起眼”的根据地，做了正面战场做不到的事：游击队不断袭扰交通线和据点，把日军的兵力一点点拖散、拖疲。八路军在群众的支持下补充兵员、扩充队伍，从三万人慢慢长成了敌后战场的主力。 八年抗战打下来，敌后战场逐步发展成为抗击日军的主战场。 回头再看洛川那四天，毛主席做的那个关键决定，说到底不过是一条朴素的道理：面对强